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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兆言:赤乌群集前殿

大家2020-08-08 06:57:22


《东吴的天空》草稿之五


东汉末年,南方有一首童谣悄悄流传:

黄金车,班兰儿。开阊门,出天子。

童谣往往代表民意,更可能是伪造的民意。这首民谣显然南京人编的,虽然说的是苏州。苏州人都知道,阊门是姑苏的西城门,据传吴王夫差所建。打不打开阊门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传递的这个“出天子”信息。与孙悟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相比,可以说异曲同工,只不过一个自己大言不惭说出来,一个借用了小孩子的嘴巴。

毫无疑问,这童谣别有用心,目的就是要为孙权当皇帝造舆论,就是想拍马屁,扰乱人心。谣言传了千遍万遍,极有可能成为真理。当初孙策中箭身亡,临死前,关照刚刚十八岁的弟弟,要他“举贤任能,各尽基心,以保江东”,又说“卿宜念父兄创业之艰难,善自图之”。很显然,当哥哥的不放心,群雄纷争,虎狼当道,弟弟孙权能死守住江东,已相当不错。

毫无疑问,孙权比他父亲和哥哥厉害得多,取得的成绩也大得多。不仅守住江东,而且把东吴折腾成了一个国家。三国的头领都不是等闲之辈,与曹操和刘备相比,年轻的孙权占有年龄优势。



《赤壁》中的孙权剧照


公元207年,刘备还是个玩空手道的家伙,占据的地方小得可怜,孙权的地盘也不大。看当时地图,刘表和刘璋控制的区域,都要大于东吴。经过赤壁之战,孙权的版图大了许多,再下来,刘备入蜀取代刘璋,孙权拿下荆州,东吴的领土面积比曹魏小,比蜀汉大了差不多一倍。最大时,北至辽东,南到广州和夷州,通常的说法,古夷州就是今天的台湾。

野心勃勃的孙权从没真正放弃过并吞刘备的想法,这个美好愿景是周瑜帮他设计,就是西进西进再西进,像后来司马氏的做法一样,先找机会灭了蜀汉,再绕道北伐,最后一统天下。千万不要以为孙权领导的吴人不强悍,南方人柔弱是后来的事,三国时期的吴人,依然保持着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那种野性。那时候,今日徐州和山东曲阜一带的鲁人,还都是很斯文,还都是地道的儒家风范。

吴人尚武是有着历史传统,历史上的吴越春秋,斗得就是一个狠字,吴王金戈越王剑,吴人轻生死,重信义,好鬼神,英勇无比。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差不多九百年后,北宋在金人的进攻下灭亡了,流亡在江南的辛弃疾回首三国往事,写下了这首著名的《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盛赞孙权的有勇有谋。孙权掌控东吴五十多年,在南京做了二十多年皇帝,在这二十多年,曹操不在了,刘备也不在了,然而他并没有抓住机会,趁机西进或北伐,灭了蜀汉和曹魏,这其中很重要原因,既与建业越来越安逸的生活有关,也与孙权年龄有关,毕竟孙仲谋不再是风流倜傥的青春少年。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有这么一段,讲述三国东吴吕蒙听从其主孙权劝告,认真读书学习,终于成为一代名将:

初,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这个故事选入语文教材,中学生都很熟悉,除了要记住“吴下阿蒙”和“刮目相待”两个成语,大家更应该注意孙权的自述。吕蒙比孙权还大三岁,是孙吴的功臣,立下了赫赫战功,曾设计袭取荆州,击败关羽,让东吴领土面积大增。孙权与吕蒙交谈,不只是帝王和臣下对话,更有一种长者的语重心长,由此可见孙权当时心智有多成熟。“孤常读书”,潜台词是说“我比你更忙,也没耽误读书,你还有什么理由不读书呢”。

在南京称帝的孙权颇有一代明君风范,他曾下令,对东吴叛将的家属不再追杀,“督将亡叛而杀其妻子,是使妻去夫,子弃父,甚伤义教,自今勿杀也”。三国时期中国人口锐减,刑法严厉,对叛逃人员的处置一般都很残酷。通行办法是满门抄斩,罪及妻子,严重的还要灭族。

以魏国为例,有逃跑的“士”妻,刚嫁到夫家不久,便连坐被杀。具体到吴国也是这样,当时叛逃现象相当严重,叛逃者身份和地位各异,既有普通吏民和士卒,也有特殊地位的带兵将领。赤乌七年,也就是公元244年,孙权在南京颁布了对叛逃者家属不再杀头的诏书,从这一点,多少也可以看出他的仁慈之心。

南京城中吴人的野蛮性,正在慢慢销蚀。随着年龄增长,孙权也变得越来越儒雅,越来越好说话,当年为了要在赤壁与曹操打一仗,手下人出来劝阻,他拔出佩剑砍向面前的奏案,大声喝道:“诸官将有再言降操者,与此案同!”赤壁大战过后二十五年,公元233年,在南京称帝的孙权,又一次拔出刀来,要砍向面前的桌子,在他的皇宫中又一次火冒三丈:

时帝遗张弥、许晏应接公孙渊。

昭谏曰:“渊背魏惧讨,远来求援,非本意也。若渊改图,欲自明于魏,两使不返,取笑天下。”

帝不纳,昭切谏止之,帝横刀于膝上,大怒曰:“吴之士大夫入则拜朕,出则拜卿,朕之敬卿,亦为至矣。而数于众中折朕,失计何也?”

昭熟视帝面,良久进曰:“诚知言不见用,每竭愚衷者,诚以太后临崩,呼老臣于床下,遗诏顾命之耳。”

因即涕泣横流。帝投刀于地,与昭对泣。


《建康实录》中这一段文字十分传神,在《三国志》中差不多有一段同样记载。张昭字子布,吴国老臣,当年反对在赤壁抵抗曹操,领头的就是这位张昭。赤壁大战打赢了,所以求和的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说明张昭当时完全站在不正确的一方。面对这样一个倚老卖老的家伙,孙权的表现出人意外,居然放下宝刀,收起了帝王架子,与臣子张昭对泣起来。

然而流泪归流泪,与当年准备抵抗曹操一样,这一次孙权仍然没听老臣张昭的意见,执意要派张弥和许晏出使辽东。张昭这老头脾气也倔,绝对不见风使舵,你当皇帝的不听我的话,便赌气不理皇上,不上班了。结果证明张昭的判断还是正确的,公孙渊果然翻云覆雨,背信弃义,出卖了东吴,杀了孙权派到辽东去的使者张弥和许晏。

昭忿言不见用,杜门称疾不朝,帝数召起,昭称疾笃。帝恨,塞起门,昭于内又自以土封之。帝后悔过,亲至门呼昭,昭犹称病。帝烧其门以恐之,昭更闭户。帝使人灭火,自责良久,昭诸子共扶昭起,载而还宫。

根据文献记载,张昭的宅子在大长干寺道西,就在秦淮河南面,正对瓦官寺门。江东谓山陇之间为“干”,于是便有大长干小长干东长干这些里巷。南京城南五里处有山冈,其间有一块平地,正好适合老百姓居住,张昭权位与名望都高,他居住的地方,肯定是南京当时除皇宫之外,最适宜定居的地块。在东吴时代,秦淮河南岸要比北岸更热闹,更有人气。

发生在张昭家门口的这一幕太有戏剧性,当了皇帝的孙权,竟然有那么大气量,竟然能容下张昭这样的倔强老头,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实孙权派特使接应辽东的公孙渊,封他为“燕王”,本来应该是一招策反的好棋,一旦布局成功,曹魏便处于腹背受敌的两难处境。没想到公孙渊说话根本不算数,毫无信义,让孙权的如意算盘,如张昭所说的那样成为笑柄。

不管怎么说,建业还不是孙权心目中的理想首都,选取南京多少有些不得已而为之。想当年,赤壁大战战罢,孙权迅速从镇江迁徙治所到南京,十八年后,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又在当年立刻迁都回南京,这一进一退一西一东,充分体现了孙权的两种心态,一是积极进取,一是消极退保。



两种不同心态,必然产生两种不同的城市文化。事实上,自从迁徙治所到建业,南京的城市形象迅速改变,一方面,它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城,发展壮大,令人难以置信地繁华起来,人口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它的战时前沿指挥所功能,很快也不复存在。很快,建业成了东吴的大后方,成了根据地的中心,吕蒙不再是昔日的吴下阿蒙,南京也不再是昔日的南京。江东大户纷纷迁入首善之都南京,渐渐地,这里已是豪门士族和富裕人家的天下,最初入驻此地的进取心,已经大打折扣。

要积极进取,就应该往西,就应该向西面发展,可是大家显然更喜欢建业,都不想离开南京。孙权肯定不止一次动过再次迁都武昌的念头,问题在于人心思定,民心所向,谁都想太平,都想太太平平,都想安安稳稳,都想“镇之以静”。“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老百姓齐声高唱着这样的民谣,宫廷里要议论国策,肯定也会用这条民谣来说事。豪门士族不愿离开建业,富裕人家不想离开,老百姓更不想离开。南京成了一棵扎了根的树,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都觉得建业日子挺好过,干吗还有搬家,干吗还要再去那个武昌呢。

渐渐地,孙权也就跟着大家一起死了心,天意既然如此,干脆待在南京不走。他也知道,建业的一派繁荣景象,并不意味着东吴的国力,有多么了不得的飞跃。前面已经说过,三国中,吴国的经济基础最为薄弱,况且强邻虎视,以守为攻是靠不住的,你不攻打别人,别人很可能时时惦记着要袭击你。曹丕称帝以后,孙权曾经很从容地问手下,“曹丕以成年即位,恐孤不能及也,诸卿以为如何”?

与老对手曹操打交道多年,孙权对比自己小五岁的曹丕还不是太熟悉,不知道对方会打出什么样的牌来。有个叫阚泽的大臣回答说,“不及十年,丕其没矣,大王勿忧也。”意思是说曹丕活不了十年,因为“以字言之,不十为丕”。孙权不太相信这样的胡说八道,事实却灵验了,曹丕称帝七年,一命呜呼。

公元237年,冬十二月,赤乌群集在南京的太初宫前殿。在孙权看来,这是个很好的吉兆,心情为之一振,于是大赦天下,并改年号为赤乌。孙权心情变得良好是有原因的,当初前线在打赤壁大战,距赤壁五百里外的东吴将士不知战果,翘首以待。黄昏时分,一群乌鸦从营前飞过,夕阳如血,乌鸦皆为赤色。领军将领立刻喜形于色,命令军士准备庆功,并速报孙权。众将士不解,领军将领说:“赤乌呈瑞,必有大捷。”果不其然,没过几日,赤壁大捷喜报传到。

孙权希望“赤乌群集前殿”的景象,能够给南京这城市带来好运,能够给东吴增添活力。这时候,在太初宫里当皇帝的孙权已五十五岁,早过了知天命之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皇帝。自汉武帝发明年号以后,皇帝动不动喜欢改个年号,每位皇帝平均得有好几个,最不像话的就是东汉末年,譬如公元189年这一年,就有四个年号,它们分别是光熹元年、昭宁元年、永汉元年,还有中平六年。不要说后人会弄不清楚,当时的人恐怕就已经犯糊涂。

赤乌十年,也就是公元247年,又增加了十岁的孙权,迁住南宫。事实上,孙权一直居住的太初宫规模比较小,他是二月份搬走了,同年三月,开始改建太初宫,动员了军队和地方上的力量,过了整整一年,至次年三月完工。因为国力还很薄弱,只好将武昌宫城的木材砖瓦拆除,用船沿着长江顺流而下,运到南京,《三国志·吴主传》上有记载:

二月,权适南宫。三月,改作太初宫,诸将及州郡皆义作。

同书注引的《江表传》也说:

权诏曰:“建业宫乃朕从京来所作将军府寺耳,材柱率细,皆以腐朽,常恐损坏。今未复西,可徙武昌宫材瓦,更缮治之。”有司奏言曰:“武昌宫已二十八岁,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权曰:“大禹以卑宫室为美,今军事未已,所在多赋,若更通伐,妨损农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

建业宫就是太初宫,赤乌十一年春三月,新的太初宫建成。《南京通史六朝卷》上记载,新太初宫周长三百丈,辟有八门,正殿是神龙殿,另有临海殿等。《建康实录》的记载则是“周回五百丈,正殿曰神龙,南面开五门正中曰公车门,东门曰昇贤门左掖门,西曰明阳门右掖门,正东曰苍龙门,正西曰白虎门,正北曰玄武门,起临海等殿”。周长三百丈也好,周长五百丈也罢,这时候,孙权已六十六岁,垂垂老矣,是一个依然还能想到节俭的老皇帝,完全没有了当年“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少年英雄气概。



孙吴都建业图


这时候,东吴的天空开始黯淡,大家熟知的那些风云人物,基本上离开人世。曹操和刘备的墓木已拱,周瑜和鲁肃不在了,关公和张飞不在了。曹丕曹植兄弟不在了,曹家天下被司马氏控制。诸葛亮也死了,扶不起的刘阿斗不可能有作为。三国作为一个时代还没结束,基本上也没什么好玩的事。南京这个城市的生机勃勃,也随着孙权的衰老,变得暮气沉沉。钟阜龙盘,石城虎踞,成为一句空话。这时候,孙权已没信心竞雄斗狠,已没气力再与魏国和蜀国争霸,他正在为自己的接班人操心,操不完的心。

与曹操和刘备相比,孙权在位时间太长。曹操死后,有曹丕接班,刘备死后,有阿斗继位。孙权的太子孙登三十三岁就死了,死在父亲之前,二儿子也早死,孙权不得不另立太子,立三子孙和为太子,立四子为鲁王。赤乌十三年夏五月,日至,熒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而东。

到了秋八月,南京周边的丹杨和句容,山崩水溢,凶相环绕。孙权废太子孙和,赐死四子孙霸,改立幼子孙亮为太子。继位问题,让南京原本晴朗的天空,弥漫着一种不祥之气。帝王的家事与老百姓无关,然而确确实实,又多多少少有着一点关系,甚至可以说太有关系。

年老志衰的孙权又一次改变年号,大赦天下,改为太元。公元251年,也就是太元元年八月,又一次大风狂雨,江海翻腾,平地水漫八尺。“风拔高树三千余株,石碑磋动,吴城两门瓦飞落”,《三国演义》上竟然是这么描述:

吴主先陵所种松柏,尽皆拔起,直飞到建业城南门外,倒卓于道上。

虽然改新年号不过一年,面对如此凶险恶兆,如此令人不安的暗示,孙权不得不再次更改年号,再次大赦,又改年号为神凤元年。英雄迟暮,真到了穷途末路,怎么改变都没用。大限日子到了,公元252年,“神凤元年三月,帝疾甚”,四月,“帝崩于内殿”。风光无限的孙权,享年七十一岁,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死了。他被埋葬在蒋陵,也就是南京城东梅花山上。历史终于告一段落,金陵有帝王之气的传说,靠着这位孙权大帝,有了开始,也即将结束。

接下来,龙盘或虎踞,东吴还在,南京还是首都,还续命二十多年,然而孙权大帝不在了,帝王之气必然变得黯淡,南京城的故事,也只能重新开始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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