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鱼批发价交流组

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和特殊保障体制(三)

曲突徙薪人2020-02-15 06:46:44


七、用具用品保障体制


毛泽东使用的器具,最初主要是从有关部门领取,也有家乡湖南听到消息主动提供的。黄杨木筷子和“建国瓷”、单株和双株兰花图案瓷、双面梅花碗以及“7501瓷”任务最能说明这一保障体制的运作情况。


(一)制作筷子


19499月,毛泽东宴请国民党军起义将领。中午就在这里吃饭,你们准备一下。“卫士长李银桥、卫士李家骥到招待科借来一套新碗和象牙筷。毛泽东看见桌上的象牙筷,不高兴,叫撤下去。他事后说,”象牙筷么,那是有钱人用的,太贵重了,我毛泽东拿不起!“但普通人家使用的竹筷子又很容易发霉变黑,不卫生。湖南有关部门听说了,派专人专车到湘西去寻找一种不会发霉变色的黄羊木,经过苦苦寻觅,最后在一家老乡门口找到这种木材,花几百元买下来运到长沙做成筷子,派人专程送到北京(《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卷,第720页)。


(二)定制”建国瓷“、单株和双株兰花图案瓷、双面梅花碗


据毛家管理员吴连登说,建国初期,毛泽东的生活用瓷,叫”建国瓷“,当时中央首长很多人都用这种瓷,是中南海专门在景德镇订制的。1965年毛家使用的”建国瓷“生活用具越打越少,式样也陈旧了。汪东兴与江西联系,让景德镇设计一套餐具和茶具,分别按自用杯和待客杯的区别,绘上单株和双株兰花图案。19661月,汪东兴等人从景德镇取回烧好的瓷器。毛泽东的遗物中还有一批双面梅花碗,据说是分别向江西景德镇和湖南醴陵定制的。瓷碗边缘印上粉红的腊梅花,而且不止印于瓷碗的外边缘,还将红梅印在了碗内。此事据说是毛泽东想起自己的家乡,说了句”湖南有个醴陵,也产瓷器“,于是湖南省委接待处的肖根如和毛家管理员吴连登拿着中央办公厅和湖南省委办公厅的介绍信,几下醴陵瓷厂,终于试制成功(参见《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卷,第755、第714页)。


(三)精制”7501瓷“


7501瓷”称得上是中国当代瓷器的精品。它在“选料上采用稀有的临川高岭土,器型上运用以精美著称的明代‘正德碗’造型,技法上运用‘水点桃花’和‘水点梅花’的绘制绝技。据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肖发标介绍,‘7501瓷’胎质细致,造型端庄,釉色温润,纹饰精美,代表了当时中国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毛泽东用瓷生产基地入选中国文物”百大新发现“》)。

这项任务缘起于197412月,是汪东兴当面交代给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黄庆荣的。黄庆荣回忆说:1974年毛主席身体不大好,有较长一段时间住在湖南长沙。12月份,汪东兴打电话要我去湖南,布置毛主席到江西的行程及警卫接待工作。在湖南省委警卫接待处,湖南省公安厅高文礼副厅长拿了一个瓷盘给我看,瓷盘上的图案是毛主席喜欢的红色梅花,说:“这是给毛主席用的。”我一看就觉得这些瓷器好粗糙,便说:“这个瓷红不红白不白的,不怎么样。我们江西造出来,肯定比这个好。”汪东兴说:“你能行吗?恐怕也难吧。”我说:“我可以试一试。”--这个被后人称为传奇绝作之景德镇烧瓷事件,就在如此平淡而轻松的气氛下确定了。我从湖南警卫接待处得知,他们从醴陵定制了一些带梅花图案的家用餐具瓷器放在长沙毛泽东住处。1974年毛主席到湖南休息,用到这些瓷器时,微微皱了一下眉头,什么话也没有说。长期在他老人家身边的工作人员凭经验猜测,肯定是对瓷器不满意,却不知具体所指何意。19751月份的一个晚上,我专程到景德镇,找市委书记李克时,与他商谈了为毛主席定做家庭餐具一事。我问:“你能做出最高水准吗?”于是他向我介绍了一些技术上的东西,表示景德镇完成这项任务没有问题。我与他反复商量,此事如果公开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做,肯定要出大事,所以对外必须绝对保密,只能说是给上级领导做的,数量不多,要求很高。全部口头下达,不留任何文字材料。具体布置落实由李克时去办。

因为下达任务是做家庭餐具瓷器,所以每套并不是按通常那样以10个为单位,而是以3-5个为单位,供毛主席单独进餐或与家人共餐时使用,一套的总数大概有40-50件左右吧,具体数目我记不清了,但是绝不是像外面传说的一套有147件或200多件。李克时找了国家轻工业部直属的景德镇陶瓷科技研究所。第一次做出来的画面有船、河流,无论从构思还是制作品质,一看就觉得不行。我提议,把景德镇的陶瓷技术高手调集在一起,成立专门班子来研究制作,李克时同意。这样就推荐了陶研所副所长罗慧蓉(女,共产党员),经我们两次政审没有问题,决定要罗来负责。李克时安排罗到招待所见我。为使气氛轻松一些,我们边吃晚饭边谈。我问:“你们现成的瓷器我们都觉得不太好用,能否另搞一个品种样式给我们?”罗说:“可以,我们这里什么样的人才都有,什么样的瓷器都做得出来。”我说了基本要求:“用料要最好的,绝对保证卫生安全,做出来要灵巧、好看、朴实、有个性特色,制作工艺要最好的,厚薄一样,不准有一点泡或一点疵。”罗慧蓉当即表态:“可以办。但是人手不够,工作忙不过来。”我笑着说:“人手不够你可以直接找李书记解决,钱的问题也找李书记。”此后为加强领导,成立了专门领导小组,由我当组长,李克时当副组长。分工:李克时解决资金和人力保障,要什么给什么;罗慧蓉在技术制作上负总责。此时使工作走上了轨道,时间已经到了1975年的45月份。在此后的两个多月内,试制组设计了很多种图案,陶研所推荐出“水点桃花”、“翠竹红梅”、“双面绘芙蓉花”三种,造型也搞了好几种。考虑到毛主席酷爱梅花,“828”招待所1号院毛主席住处客厅里所铺的手织羊毛地毯中央的图案就是一片盛开的梅花,于是就选定了“翠竹红梅”。开始试验烧制了好多次,花费10多万元,都没有成功,也用完了库存的高岭土。为此专门到江西抚州地区临川县,组织老百姓上山捡了两天,我记得还付给当地老百姓5000元,凑集了两卡车高岭土。拉到景德镇,发动陶研所全所职工用手工的方法从中挑出两吨精料。烧了两窑,因釉下彩达不到要求又报废了。我立即赶到景德镇,找罗慧蓉到招待所,请李克时向她单位打个招呼,随后就把她拉到南昌。一路上我什么话也没说,罗以为我要抓她显得很紧张。直到南昌郊外的“828”招待所,带她参观了1号院毛主席来江西住的地方,我告诉她:“叫你们做的瓷器就是这套房子主人用的。到现在为止,你是知道这件事情真相的第三个人,回去以后谁也不准说。”这使罗慧蓉半天说不出话来,既害怕又高兴。随后她向我保证:“一个月完成任务,完成不了你就把我关起来。”此后,罗慧蓉放下了其他工作。全所进入临战状态,认真总结前一段的经验教训,集中全力攻关,试了三次,又花了约十多万元,终于达到设计要求,时间大约是197589月份。从最后一炉中精挑细捡,好不容易才挑出了最好的10套精品分装成10个箱子。这10箱瓷器的分配:北京中南海4箱、湖南省警卫接待处2箱、江西“828”(编者注:应为南昌“828”招待所,毛泽东去江西多下榻于该招待所1号院)3箱、×××1箱。试制过程中,每次烧制一窑大约是几百件,好坏加起来总共约有几千件。做完以后,我下令:1、人员撤回。2、试制过程中留下的残次品瓷器全部打碎一个不留。3、销毁图纸。后来罗慧蓉专门跑到南昌找我,请求:1、剩下的有些残次品比其他普通瓷器还要好,全部打掉太可惜了,建议不要全部销毁,一部分留在陶研所作科研用,一部分发给为此奋战了几个月的工作人员作纪念,保证绝对不说来由,也不卖。2、保留一套图纸。当时,我没有答应。后来我同意了,但特别强调绝对不准流入到社会上。最后他们究竟留了多少,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一件样品也没有拿(《揭秘毛泽东专用瓷:宁可打碎不许流入民间》)。

毛泽东的用品保障,有两件事大家知道的比较多,一是特制雪茄,二是印大字本。

毛泽东在井岗山时烟瘾就很大,当时主要抽农民自种自晒的旱烟。后来美国的“555”,建国以后的“熊猫”、“中华”香烟都很喜欢。他之所以改抽雪茄,按《毛泽东生活档案》一书的说法,是1968年毛泽东得重感冒时,李先念推荐了产自四川什仿的特制雪茄(第760页)。而网民飘雪的博客文章《毛泽东的雪茄-132小组”》则说,1960年代初,四川什邡卷烟厂开始招纳技术员,研制雪茄配方,首次正式、集中地生产手工雪茄。其产品得到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及成都军区领导一致好评。贺龙元帅便向毛泽东推荐了此烟。起初,中央没有惊动什邡烟厂,而是每月派专人从北京前往成都军区取烟。每批烟的“必经之路”是:什邡烟厂-成都军区-中央警卫局-中央特供处(服务处),然后被送至毛泽东手中。林彪在“9·13事件”出来后,毛泽东一度改抽“中华”纸烟。为解决他的抽烟问题,北京市委的领导同志多次讨论,最后决定从北京派烟草技工到什邡“取经”。


图为接受记者采访范国荣回忆当年给毛泽东特制雪茄烟的情景

1971年末,中央办公厅的孟锦云、北京烟厂的孙正兴两名干部以及从烟厂抽来的两名老工人一同前往四川。在什邡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屋中,北京的两位“老学生”潜心学习着四川师傅范国荣的每一点手艺。可是20天过去了,他们终究不得不说:“实在学不会。”北京市委再次召开讨论会,会上有人提议:“请四川师傅范国荣来北京做烟。”于是,孟锦云等再次“南下”,在什邡烟厂经过严格政审,并征得本人同意,选中范国荣、黄炳福、姜跃秀、刘宗贵等几位厂里的技术骨干。1972年3月,这几位四川师傅举家迁至首都北京。197111月,北京市委召集北京市房管局、公安局、纪委以及烟厂的有关领导同志开会,宣布由中央警卫团的危德纯同志负责小组的思想政治工作,北京市公安局的柏宝英同志负责小组的安全保卫工作。



毛泽东心情愉悦,手持雪茄烟。

小组还有从北京烟厂选来的两位辅助工,一名1939年入党的炊事员、两名锅炉工。会议为小组提出了“三保”要求,即保安全、保质量、保数量。之所以称为“一三二小组”,是因为雪茄所采用的柳烟和毛烟,型号分别为十三号和二号,均产自新都县独桥河两岸的200亩油沙地,柳烟味淡而纯,毛烟味浓而重。两种烟叶在燃尽后均不落灰,烟灰呈白色,抽吸时喉咙处可感到丝丝凉意(《76年以前,毛泽东的简朴生活!》)


大字本线装书

所谓“大字本”,就是毛泽东进入老年后,眼力不济。为了让酷爱读书的毛泽东看好书,有关方面组织复旦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专家对他要看的书做注释,排成“大号字”印本编辑印行。于1972101日“大字本”组成立,先是注释《晋书》的《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这种注释出版的大字本,每次只印15本。后来,毛泽东发现大字本也被他人阅读,改成只印5本。随着毛泽东的白内障病的加重,大字本印刷使用“三十六磅特大号”铅字。当时并没有这种字体,字模由当时位于上海澳门路的中华印刷厂特别翻制。


八、服务保障体制


毛泽东的服务保障工作相当繁杂,涉及到安全保卫、生活服侍、洗澡理发等各方面。

平时的安全保卫工作主要是由警卫团的干部战士和卫士们完成。毛泽东驻香山时,有关部门向下面要了800名翻身农民补充到警卫队伍当中,其中负责毛泽东安全的称警卫连(后改称警卫中队,负责为毛泽东站岗的为一中队)。一中队的一分队又称内卫班,于195116日成立,是除卫士卫士外离毛泽东最近的战士(参见《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第647-654页)。除正常的警卫工作外,干部战士们还要负担与毛日常生活有关的一些工作。比如“毛主席一般是白天休息,晚上工作,这是从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改不了。但白天又很难静下来。那时,中南海麻雀成群,一中队的同志想了好些办法保持毛主席睡觉时周围的安静。一个战士建议说:“铲草除根,捣毁麻雀窝。”经过几天时间的努力,附近所有的麻雀窝都不在了。麻雀失去了家园,不知道迁徙到什么地方去了。但中南海仍有不少鸟儿在叫。后来用土块打鸟,土块打上去,土散鸟飞,又没有响声,觉得这个办法最好。“(《张耀祠回忆毛泽东》,第6页)。前文提到的1971年”9·13“事件发生的当夜,警卫部队还要进入沙河机场为毛打野兔子吃,也是这类工作之一。

毛泽东的贴身警卫有卫士长和4名卫士,新老卫士交替时可能多两个人。卫士负有保卫毛泽东的责任,但也照顾他的日常生活。所以卫士们都不带枪,带枪的是卫士长和警卫战士(《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第654页)。卫士们平时负责毛泽东穿衣、擦澡(访苏时发现毛泽东有在热水浴盆里易头昏的毛病,以后改为擦澡),照顾洗脸、刷牙、吃饭等。

此外,还有专门为毛泽东理发的理发员,进城之初是随着毛泽东从延安一路走来的王惠。《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曾记述1950 年代初,毛泽东有一次准备接见外宾前王惠为他剃须整容的场景:王惠戴上花镜视力也不济,总是歪侧着头,伸长脖子,眯缝着两条细长眼左瞧右瞧。那把剃刀难得一挥。他左手按着毛泽东头顶,侧脸歪头瞄啊瞄,右手慢慢伸出,剃刀停在毛泽东鬓发下沿,像在威胁领袖似的。就那么刀架头上半天不动。连我们都有些忍不住了,才”唰“一下。

毛泽东看一眼手表,说:“你快点。”

“别着急,别着急呀。”王惠像一切上了岁数的人那样喳叨着,换个位置。

刀又架到毛泽东头上,在脸鬓另一侧比量着,握刀的手颤个不停,好半天又“刷”一下。接着退后一步,欣赏什么杰作一样端详个没完。

“哎呀,王师傅,你快一点好么?毛泽东开始烦躁,欠一欠屁股,却被王惠从头顶上按住了。仍然慢声细气说:知叫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不误你去就行么。”

好不容易刮完脸,毛泽东以手擦额,大概是出汗了?便抬屁股想起身,却被王惠及时又按住头:“怎么不听话呢?我叫你不要着急,不会误你??”

“我要你快一点!”毛泽东哭笑不得。

“沉住气,听我的,给你刮干净再会。”王惠说着,居然拿手在毛泽东后脑勺上拍了两下,拍孩子一样随随便便!我们在场的卫士全被这位老先生拍得目瞪口呆!

毛泽东没有发脾气,只无可奈何地叹口长气。王惠得意似地,边为毛泽东刮后颈,边絮絮叨叨“教训”毛泽东:“你是国家主席,主席要有主席的样子。啊,又是我的手艺,剃得不好人家会说王惠不不行,王惠也不光彩么??”(第十五章)。

1958年,杭州饭店理发厅理发员钱水桃被调到中南海当毛泽东专职理发员(《毛泽东在上海》,第237-240页)。1960年有关部门又调杭州小有名气的理发师傅周福明来中南海当毛泽东的卫士、理发师。毛泽东去世后,周福明为他理了最后一次发。

摄影,1949年以后,中央警卫局专门成立了摄影科,侯波任科长,为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摄影达12年之久。还有,吕厚民于1961年到1964年任新华社记者兼毛泽东随身摄影记者;钱嗣杰于1964年到1969年担任毛泽东随身记者;杜修贤于1970年春到19769月担任毛泽东专职摄影师(参见《在毛泽东身边》,第079093页)。


九、毛泽东日常生活的费用成本


毛泽东的日常生活需要花多少钱?

其身边工作人员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总是告诉人们每月毛泽东支付的房租是多少,餐费是多少,等等。例如,1968年正式担任毛泽东生活管理员的吴连登披露的毛家财务支出的情况是,每月党费10元(不算江青的),房租、水电、家具租费84元,毛泽东个人餐费每月100元,茶叶费数十元,吸烟花100元,李敏、李讷上学费用60元,江青姐姐李云露的生活费30元,冬季采暖费30余元(参见卸甲一书生《毛泽东家庭财务的谜团与真相分析》)。

如果深入分析不难发现,维持毛泽东日常生活特别保障这个巨大系统的正常运转,仅靠上述区区几百元远远不够。下面试从人力、物力和财力3个方面略加说明。因相关资料极为缺乏,笔者的分析一定是不全面,不系统,有时甚至只涉及单个案例,只是让读者略窥冰山一角。留下的巨大空白,正是笔者期待广大读者们去一点点填补的。


(一)人力


保障毛泽东日常生活的各个团队成员,在当时的中国皆为顶级人才,起码也在某个方面成绩优异,深受组织上的信任。毛泽东时代实行计划经济,这些人的工资可能并不高,显示不出他们的价值。只有在今天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其人力成本才会体现出来。

关于服装制作团队。为毛泽东缝补衣服的这些各有绝艺的服装大师们,其劳动成本在毛泽东时代是无从统计的。但我们可以举一些参考资料:1949年以前,在广州、上海、青岛这些港口城市里普通裁缝的工资,“一般学徒出师之后,每月师傅大约会给10块钱左右的工钱,而到这些外国兵船上给士兵做西服,每月能有四五十元的收入”。上海“北四川路主要集中了中档的‘五工师傅’,做一套西服需花费5个小时。而南京路上一般是‘七工师傅’,做一套西服要7个小时。南京路上最考究的培罗蒙西服店,缝制一件西服经过面料熨烫、复衬熨烫,辅料经过热缩、冷缩使衬头不会走样,光是一件西服上装就需要花费60个小时”。“50年代,上海鸿翔时装公司依然是潮流中心,很多女顾客会去鸿翔看了款式,再要求相熟的师傅仿制。去鸿翔做一件大衣需要18元,而在外面找师傅只需6元加工费。那时候很多人一个月工资也就十多元”(《红帮家族:领导人当裁缝》,载《新周刊》第351期)。如果把为毛泽东做衣服的王子清、田阿桐、王庭森、周庆祥、吴兴扬这些顶级服装大师比照为鸿翔时装公司普通裁缝(按理他们的收费恐怕会比这些裁缝高上10倍,甚至更多),按做一套衣服7个小时(就算是用一天时间,8个小时吧),每月工作24天计算,一个月也应当收入432元。这些服装大师在今天的出场费已是天文数字,一篇有关今日红都公司的文章清楚地介绍了国家领导人服装制作的流程和价格:“凡有领导人的制装任务,一般都交给红都首席设计师,首席设计师随公司领导进中南海给领袖量裁完毕后,交由下面的徒弟们做,质量由首席设计师把关负责”。“现在,数次变身后的红都公司对外业务包工包料的价格总计为:一套西服在310023000元之间,中山装则在350023500元左右,特殊体型另外加20%费用。在红都公司大堂内,放置与胡锦涛阅兵时穿的用料、做工一模一样的中山装,标价为7800元一套。从价格和布料上看,这并不算红都的顶级制装”(《神秘“第6车间”:中共领导人制装特供解密》)。笔者就以这套并非顶级的胡锦涛阅兵服为例,其价格已接近2009年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10倍(参见《关于调整北京市2008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京劳社资发[2008]129号)。也就是说一名拿着每月800元最低标准工资的清洁工要不吃不喝将近10个月,才穿得起这件衣服,而且还是徒弟做的,非师傅亲手缝制。毛泽东衣服的档次自然不会比这件低,又是服装大师亲手缝制的,价格只能更高。顺便提一句,去上海为毛泽东缝制衣服,用专门的机器烫好常被扯出大口子的羊毛衫,修补破袜子,其中人员往来的交通、住宿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关于餐饮制作团队。1949年以后在毛家做饭的都是些什么人?1960年代后期,有关部门实行北京饭店厨师到毛家轮值制度。北京饭店是当时中国最高级的饭店,负责接待重要外宾和高级领导人,其派到毛家的厨师更是经过千挑万选的厨艺高超者,如庞恩元、于存、黄子云等,水平自不必说。此前在毛家当值的厨师也都技艺不凡,据《毛泽东健康饮食生活》介绍,程汝明师傅于2000年被评为国家烹饪协会理事及国宝级烹饪大师。从1957年起为毛泽东及家人做饭20年(第1页)。韩阿福师傅从13岁起到杭州最大的两个饭庄--刘庄和汪庄当学徒,后来被借调到“楼外楼”宾馆,专门接待中央领导。从1953年(此处有误,应为1954年)到1976年,为毛泽东服务23年(15页),在餐饮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在计划经济时代,他们的工资并不高,但放在今天,想吃他们亲手烹饪的菜便要花大价钱了。

关于医疗团队。除了负责医疗管理的傅连璋等领导以及毛泽东的历任保健医生,毛泽东两次病重期间,还专门组成了由全国最著名的医疗专家组成的医疗组。第一次的医疗组组长是现任毛泽东保健医生李志绥,副组长是徐涛(前任毛泽东保健医生)、卞志强(周恩来保健医生)、胡旭东(原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内科主任,后调中南海保健处做保健医生)。组员有北京医院的心血管内科主任吴洁、外科主任周光裕、麻醉科主任高日新,医学科学院院长、泌尿科专家吴阶平,阜外医院麻醉科主任尚德延,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徐荫祥等。毛泽逝世前进行抢救,第二次组成医疗组。在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管理、外科、重病护理等各科诊治、护理、抢救的综合配合下,每一科都有一二位独当一面的专家,负责把关和直接管理,如神经科是黄克维(解放军总医院神经科主任)、王新德,耳鼻喉科是姜泅长(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外科是周光裕(北京医院外科主任)、高日新(北京医院麻醉科主任)。有的一个科就有好几个专家小组,比如在以心血管内科为主的三个专家小组里,陶寿淇(阜外医院院长,心内科主任、教授)、陶桓乐(北京医院心内科主任、教授)、方析三位是分组组长,吴洁(曾任北京医院院长、心内科主任)也是心血管内科专家组的重要成员。陶寿淇总负责。


唐由之,字昆吾,192671日出生浙江省杭州市。中医眼科学家。在继承和发扬中医眼科金针拨障术和睫状体平部的手术切口研究方面成就突出,发明了白内障针拨套出术。为中国中医眼科的学科带头人,在中国外享有盛誉。2009年被人社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为首届国医大师。

1975年,毛泽东做白内障手术,是由著名的眼科专家唐由之教授操刀。事前,他与其他几位眼科专家选择了适当的病人做了二三十例的手术,效果比较好。几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治疗方案汇报,然后才做的手术(参见《历史的真实》第三章“李志绥是一个怎样的保健医生?”)。

关于娱乐演出团队。毛泽东在北京经常看京剧或其他剧种著名演员的精彩表演,有时还把他们轮流请进中南海演出。相声演员侯宝林、郭启儒、刘宝瑞、郭全宝、马季等多次被邀到“春耦斋”演出。他出巡各地时,当地一般都会安排著名演员献演拿手节目。白天工作,晚上看戏几乎是出巡期间的标准安排。



图为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岳美缇。她曾是毛泽东吟唱组成员。

文革后期,有关方面专门安排岳美缇、蔡瑶先、姚炳淑以及琵琶演员刘德海、二胡演员闵惠芬、笛子演员张晓辉等名家名角为他秘密录制古诗词吟唱节目。1976年在长沙录制节目时,以传统的湘剧、花鼓戏为主,也有一些京剧,就连有些已经离退休甚至于已经改行多年的著名老艺人也纷纷被请回来,披挂上阵,重返舞台。其中花鼓戏老演员肖重硅就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点名要看她主演的《刘海砍樵》而临时从某工厂把她请回来的。除了看演出,毛泽东也很喜欢与演员们交往。比如电影演员上官云珠、革命样板戏《龙江颂》里江水英的扮演者李炳淑都曾被请进中南海做客;1964914日他还在上海锦江饭店专门宴请在沪著名女演员孙花满、杨春霞、张美娟和李炳淑(《毛泽东在上海》,第220页);湖南湘剧团演员左大玢,小时候为毛泽东演过节目,又陪毛泽东跳过舞。所以1973年湖南方面创作的电影《园丁之歌》被江青批为“大毒草”时,便透过这层关系使毛泽东观看该片,受到他的充分肯定,毒草变成了香花,主演左大玢也因此避免了一场噩运。

关于住所建设。据介绍,广州南湖宾馆工程动用了步兵、工程兵、汽车兵共28个营、1.2万人,运输汽车458台,各种施工机械71台。此外,在工地和外地还雇请民工3000人。


(二)物力


为毛泽东生活服务,常常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

在穿的方面,为毛泽东制装的田阿桐从小就到上海裁缝,后来成为上海滩上顶尖的裁缝高手,并在上海著名商业街南京路上拥有了自己的‘田阿桐服装店’。上海解放后,他受聘为上海一家服装公司的高级技师。“1956年的一天,田阿桐接到通知,让他到上海轻工业局参加会议。会议由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退役军人主持,与会的都是沪上服装界的高手。令田阿桐感到奇怪的是,会议议题只有一个:为这位退役军人做一件中山装。其实,这位退役军人是上级派来招聘为中央领导人做服装的裁缝的。为他做衣服,实际上就是一场特殊的考试。田阿桐注意到这位退役军人的肩膀与平常人不同,大约是受过伤的缘故,要做出合身的上衣的确有些难度。几天以后,当专家对上交的作品进行评比时,没费什么周折,便选出了一件。拆开缝在衣服上的小布条,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田阿桐’三个字。或许是田阿桐做的这件衣服实在是太合身了,这位退役军人干脆就委托田阿桐在上海挑选11位服装师进京,进入专门成立的为国家领导人制作公务和生活服装的红都时装公司。田阿桐由此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为国家领导人做服装的生涯。”(袁成亮《上世纪中央领导人的首席服装师田阿桐》,《人民政协报》20090515日)不仅在招聘这个环节上颇费功夫,还专门为制作服装的工厂定购高级设备,从全国各地购买面料甚至进口外国面料。田阿桐所在“第6车间”机器全部从国外进口,以方便处理进口面料(《神秘“第6车间”:中共领导人制装特供解密》)。

在吃的方面,毛泽东喜欢天津的狗不理包子等地方特产。1969年,北京饭店的天津籍厨师冯恩元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毛又提起狗不理包子。冯不会做,因此到北京部队食堂和天津狗不理包子店两次学艺,终于学成了手艺,为毛泽东做出味道道地的狗不理包子(《在毛泽东身边》,第250-251页)。毛泽东吃的菜也许并不昂贵,但有时外出巡视时正碰上当地不产这种菜,没地方买去。为了满足他的需要,有时用送文件的飞机带一小筐菜。他喜欢吃的武昌鱼也是专程由湖北运来的“(参见《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一些事情(纪实回忆)》)。

在住的方面,为毛泽东修建房屋的许多工程物料是无偿拨付的。举几个例子:庐山芦林一号建设时,除石头就地开采,其他大都从各地筹措,许多取自上海。门窗木料是专门从柬埔寨进口的柳桉树筒木,南京专门为此生产了”中山牌“白水泥,唐山则特制了无光瓷面砖.20军负责的浙江金华”512工程“别墅,钢筋、木头等材料都由部队营房科提供。



广州南湖毛泽东一号别墅外景。对外“705绝密工程”。

广州南湖别墅工程使用的主要材料包括钢材8450吨,木材19750立方米,水泥 3.4万吨,石料8.97万立方米,沙子5.42万立方米,红砖2500万块。至于各地国宾馆中所建别墅物料耗费情况,目尚不清楚。

在娱乐方面,毛泽东等领导人请演员们到”春藕斋“伴舞,对这些女孩子们诱惑很大的一条原因是每次舞会后都有一顿丰盛的夜宵,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这顿夜宵的营养远远超过她们一周的食物。毛泽东住在武汉时,梅岭一号专用住所配备了电视机,但当地没有电视台,因此专门组建了电视台,使其成为当时中国较早建立电视台的省会城市。晚年,毛泽东要看文革时期被当成”四旧“而打倒的老戏,中央电视台专门派出转播车到长沙为他一个人办了个电视台。毛泽东返回北京后,电视工作人员仍在长沙录制节目,第二天用专机运到北京。


(三)财力


由于有关档案至今没有开放,要把维系特别保障系统运转的财务支出账目搞清楚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毛泽东专列和专机的采购、运转、管理费用,各省有关毛泽东专用住所建造和管理的费用等,至今还是个谜。目前能够知晓的零星信息主要是关于其几所专用住所的建筑费用。如玉泉山一号楼”整个游泳室不过百平米,水池只有五六十平方米、齐腰深的水,但有山有流水,有花有草,还有一块双人床大的沙滩(《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下卷,第584页)。由于它是江青在毛外出时主张搞的,毛批评了她,让她写检讨,并为此支付了个人稿费5亿元(旧币,相当于5万元)。1959年修建的郑州省委第三招待所(今改名黄河迎宾馆),主要负责高级的内事接待,是河南的国宾馆。有关方面负责人表示,近年来为了避免近3亿元的资产在没有接待任务时闲置造成的浪费,进行了很多改革(《河南“国宾馆”走入民间》)。当然,这近3亿元的资产也包括毛住过的8号楼之外其他建筑的费用。所有8栋别墅小楼,毛泽东居所为八号楼,通常其建设最精美,费用当为全部八所小楼最昂贵者。姑且按平均数考虑,用总费用3亿除以8,每幢别墅约为0.375亿元。相比较而言,文革期间修建的浙江金华“512工程”别墅和广州南湖别墅的造价到是很清晰。该别墅于1976年底到1977年初由杭州铁路分局移交给铁路金华地区党委,负责接收的董连津在笔记本上记载了各项工程的造价情况,总计30.8万元。而当年别墅工程的负责人沈世元说,很多建材都没计算在账上。竣工后,建造费用向上级报销,总数不到25万元。估计实际造价要100多万元“(《2060师前副师长沈世元证实---金华神秘的601别墅是毛主席休息室》)。广州南湖别墅的造价有两个说法,一是广州军区司令丁盛所说的6000多万元(《丁盛回忆录》);二是曾任广州军区动员部部长的迟泽厚所说的6000万,迟泽厚还解释说:“如果考虑到很多物资、材料都按内部价格结算,还有许多物资设备是无偿调拨以及主要是由部队施工等因素,这几千万元只不过是实际开支一个零头儿。”(《南湖“行宫”修建记》)丁盛所说6000多万与迟泽厚所说4000多万可能是计算方法不同,也可能是丁盛岁数较大,记错的缘故。


十、毛泽东日常生活特别保障的特点


应当说,中南海的生活保障对象不止毛泽东一人,而是达到到一定级别的领导人群体。在许多方面,像主副食品的特供、厨师的调派、衣装的缝制等,保障的标准及方式并无多大差别。毛泽东不同。他的日常生活在保障标准、要求以及方式上都体现了唯一的特色。


(一)“尽量满足”的保障标准


尽管建国后干部的日常生活保障经历了供给制、包干制以及薪金制等几个阶段,但从上面所述不难看出,即使是在实行薪金制时,工资在实际生活中所起到作用仍十分有限。

有的著述强调毛泽东的遗物中有购货证、购货卷、粮票、布票、棉花票、肉票等,还保留着1965年井岗山管理局交际处开出的毛泽东交的几天伙食费收据“七天,每天2.5元,合计17.50元”,粮票收据“首长交粮票23斤”等(《毛泽东生活档案》,第878页),以此证明在那个中国人购物必须把人民币与各种票证结合起来,才能完成购物过程的年代,毛泽东与老百姓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这些说法却与摆在面前的现实不一致:

很难相信按普通百姓的标准领取购货证、购货卷、布票、棉花票的毛泽东,可以在1949-1976年间缝制起码35套以上公务装、20多件睡衣、200多件内衣裤。

很难相信按普通百姓的标准领取肉票、粮票的毛泽东,能够在1959623日至27日间,有这样的食谱:23日第一餐,炒空心菜,牛奶、酪炸;第二餐,主菜有烧边鱼、炒苋菜、辣子鸡、炒肚腰、炒茄片、焖牛肉、红白汤;小菜有烤辣子、炒苦瓜、酱口条;主食有米饭、包子、馒头(《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21页)。24日第一餐,有炒鳝片、烧萝卜、炒马齿苋、炒鸡蛋、肉片汤、铁板里几、炒海带“(《毛泽东遗物事典·别具一格的马齿苋菜谱》);主食有发糕、米饭、稀饭(《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19页);第二餐,主菜有安东子鸡、炒牛百叶、烧狗肉、烧牛筋、清汤水鱼、炒苦瓜、炒小白菜、炒木耳菜;小菜有炸臭干子、炒小鱼、蒸腊肉、炸鳅鱼;主食有米饭、稀饭(《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19页)。25日第一餐,主菜为烧边鱼、拌茄子、炒木耳菜、排骨汤;小菜为煎鸡蛋、酱豆腐;主食为米饭、稀饭、发糕;第二餐主菜有辣子鸡、炒腊肉、炖羊肉、烧水鱼、蒸青鱼、烧空心菜、烧豆腐;小菜有煎苦瓜、炒辣椒;主食为米饭、稀饭(《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20页)。26日第一餐,主菜有炒空心菜、炒腊肉、煎荷包蛋;主食有牛奶酪炸;第二餐主菜有鸡蛋、花生米、小香肠;主食有蒸饺、米饭、牛奶、稀饭;第三餐凉菜有香肠、咸蛋、卤味;热菜有杂烩、木耳炒鸡、回锅肉、炒鸡杂、烧鲜鱼、烧丝瓜、炒豆角、排骨等。27日第一餐主菜有红烧鸡块、辣油鸡、粉条肉丝、炒苋菜、烧茄子、鳅鱼汤;小菜有松花火腿、小鱼、炒苦瓜;主食有米饭、馒头、马蹄卷(《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36页)。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是凭着按计划供应的票证(实际上是衣食物品供应定量)维持生活的。据陈煜《特需供应困难时期的无奈之举》一文介绍,1960年,蔬菜被正式划为”国家二类商品“。对居民实行凭票限量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天供应鲜菜2两(100克),但品种不限。萝卜、土豆、白菜等任择其一。但以土豆居多。另外还发放有少量的”葱票“,持票可购买到少许葱、姜、蒜等,主要由”居委会“安排,重点是照顾基层革命军烈属。有时出现凭票也无菜可买的情况,但仍可持票买到腌菜或咸菜(腌酱菜也凭票供应)。  许多东西要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购买,比如,冬贮大白菜每户供应数斤、10余斤不等;食糖每人每月供应2两;食盐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芝麻酱逢三节(春节、国庆、五一)每户供应1两(50克)、茶叶1两(低档),茶叶自1959年起被划为”国家二类物资“,市场罕见;逢年过节还有粗粉条2两,粉丝1两,花椒半两、大料半两、木耳半两,黄花半两,碱面儿半两,皆按户供应。花生和瓜子一年”品尝“一回。每逢春节光临,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花生半斤(含皮)和瓜子2两(熟)。直到1965年以后,才由每户居民每年供应半斤改为每人供应半斤和瓜子2两。食油供应按在京正式户口,每人每月发放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食油三两,品种以豆油或棉籽油(当时叫卫生油)居多。花生油则在年、节期间少量投放市场。此外,春节每户额外增发”节日补助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香油(芝麻油)1两。 稀黄酱每月每户凭证供应半斤(无包装,自备器皿),超过十口人”大户“增加半斤。酱油(低档)、醋(散装)基本是敞开供应,但每次购量不得超过3斤。所幸不限次数。群众称之”限量不限次“。每户每月发给糕点票和饼干票各一张。凭票购买糕点半斤和饼干2两,同时另加收北京市粮票4两(全国通用粮票不行)。1959年开始,上海的市场副食品供应全面紧张,对大白菜、萝卜、葱、蒜、副食调味品、糕点、糖块也采取按人口分配,限量供应或凭票证供应的办法。此后,限量供应或凭票供应的种类逐年增加。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保证人民生活基本需要,上海市区商业部门发放的各种商品供应票证多时达53种,141个票面。按人或按户分配的票证,由粮店代发。陈文许多内容参考了《北京市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8期)一文,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当时北京市商业局的干部,对那个年代百姓副食供应情况了如指掌。

在特别保障体制下,毛泽东日常生活的安排无须过多顾及外界形势的变化。如果不是毛泽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宣布不吃肉的话(具体实行时间为1960910月间到19614月,参见拙文《毛泽东三年困难时期不吃肉的真相》),他的餐桌上照样会摆上前面我们所述菜谱上的那些菜。其他,诸如人工种植毛泽东喜欢吃的野菜马齿苋;为了让毛泽东能够在水果尚未成熟时就吃上桔子(当时中国尚无今天的水果保鲜技术),种植反季节水果等,也是其他人所不敢企望的。

毛泽东喜欢有大落地窗,阳光充足的单层住所,三年困难时期为他盖的专用住所庐山庐林一号、韶山滴水洞别墅皆按此标准施工,各省国宾馆也大都如此。哈尔滨花园邨别墅参考了广东省委副秘书长专程送去的广州小岛别墅的图纸,广州南湖宾馆别墅在设计施工前,有关负责人专门了毛泽东一向喜欢住的杭州刘庄、汪庄别墅。

毛泽东在出行时喜欢由着自己性子来,说走就走,说停就停,遇上雷雨天,照样让飞机升空,在铁路干道上行驶,突然让专列停下来,下车去走一走。这些不合理要求,或安全上隐患极大,或造成铁路正常行车秩序的混乱,却无一不得到满足。

可见与普通百姓甚至有一定级别干部”按现有条件有计划地分配物品“的模式不同,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保障标准是”尽量满足“。


(二)”重中之重“的保障要求


许多人谈起高级干部的特供制度,总愿意用1960119日中共中央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的指示(相关方案和意见原则上也适用于全国各地区)来参照。

一、特殊供应办法,分为以下三类(自十一月起根据中央指示,党内照以下标准再减半,纸烟不减)

第一类,副委员长、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供应标准是:每户每天肉一斤,每月鸡蛋六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

第二类,人大、政协在京的常委,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副部长,正、副主任,高法副院长、高检副检察长,人大、政协的副秘书长,各民主党派中央的主席、副主席,在京的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级人员,以及党政群同上述职务相当而名义不同或者工资级别在七级以上的其他人员,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四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三斤。

第三类,全国人大在京的党外代表和全国政协在京的党外委员,国务院各部委党外的正、副司局长和党外的国务院参事,各民主党派在京的中央常委,在京的党内外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二级、三级人员,以及党政群同上述职务相当而名义不同或者工资级别在十一级以上的其他党外人员,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二斤,白糖一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二斤。

以上三类,鸡蛋一项均看货源情况,少的时候少供应,没有的时候不供应。

经济困难时期,各地政府对部分特需人员的副食品供应,都给予了特殊照顾。比如对运动员,凡是达到国家”运动健将“一级水平的,在京比赛期间,每位每天供应鲜肉4两。据考,当时享有这一待遇者仅两位运动员:陈镜开(举重)、穆祥雄(游泳)。

特需供应,是特殊困难时期的无奈之举(陈煜《特需供应 困难时期的无奈之举》)。

不知道细心的读者是否注意到,这个指示中并不包括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因为居于这几个职位的,正是政治局的常委们。困难时期对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殊供应,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待遇并不平等的现实。而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待遇更在其上。在那个年代,毛泽东是唯一的,其生活保障也是”重中之重“,毛泽东本人的待遇甚至与包括刘少奇、林彪这两位先后居于”二把手“地位的中央领导人都有很大差距。

在服装保障上,专门创制了毛式中山服。

在餐饮保障上,专门为他一人人工种植野菜马齿苋,种植反季节水果,派警卫部队打野禽、野兔,按照毛家生活管理员的要求在特供基地捕捞小鱼小虾及手工挑米、磨米。为他服务的厨师,可以达四五位之多。

在住宅保障上,除了与其他几位政治局常委一样,在各地国宾馆有自己的住所外,还在自己的家乡韶山盖了两座住所,在风景名胜区庐山拥有庐林一号。毛泽东住过的房子,除非决定弃用,是不允许其他人住的。广州的鸡颈坑别墅就是因为一度让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住过,于是要求再盖南湖别墅。

在出行保障上,毛泽东乘飞机,由空军司令刘亚楼相陪;乘火车,由铁道部长滕代远相陪。他是党中央领导人中第一位乘坐防弹汽车的人。乘专列必有压道车和尾车夹护;乘汽车必有3辆汽车同行。据说毛泽东在19601225日为此大骂罗瑞卿和汪东兴,结果一切照旧(《毛泽东生活档案》,第854页)。

在医疗保障上,每次病重时都成立由全国著名医疗专家组成的庞大的医疗小组。

在娱乐保障上,在把封资修反动文艺节目一扫而空的文革时期,专门在长沙、上海等地为毛泽东排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鬼戏,玩笑戏,在长沙为他一个人办电视台,用专线传播信号供其观看。毛泽东返回北京后,仍每天录制节目,第二天用专机送到北京。……

毛泽东的保障待遇是其他人很难也不敢仿效的。这方面无需多说,仅举两个小例子。比如周恩来虽然在北京密云水库的石骆驼也有别墅,与毛泽东一人一幢。但他是否住过该别墅,情况还不清楚。笔者分析,该别墅很可能是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各地大盖毛泽东专用住所时的产物,由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盖的。文革时期,有关方面在杭州西湖也为林彪盖了别墅,此时林彪已如日中天,连党章上都写着他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尽管如此,对于周、林二人来说,也是极个别情况。另一个例子与厨师有关。毛泽东家有4名厨师,无人奇怪。其他人家里就不好说了。陈伯达家一度因为有两名厨师,江青破口大骂,说他比毛泽东还厉害,吓得陈一连几天不吃饭,抱怨自己的厨师做饭不好吃,将其辞退,整天让秘书给自己做半生不熟的饭菜。

对毛泽东实施特别保障的主要理由是对无产阶级领袖要有感情。韩阿福师傅初到毛家做饭,因为不适应北方的气候和中南海的严格管理,一度跑回杭州。结果领导责问他,不愿意给毛泽东做饭,难道想给阶级敌人资本家做饭吗?女演员孙敏只是因为新婚丈夫从城里赶过来看她,她也”觉得好不容易熬到了周末不能回家团聚,还要让别人抱来抱去地跳舞“,想逃避为毛泽东伴舞的任务,被领导批判,说:“全国全世界人民都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做梦都想见到他老人家!有几个能见到?可我们有这样的殊荣,这是我们的福气,是我们一生的骄傲!是党对我们的最大信任!是我们最最光荣的神圣职责!你拍拍胸口想想,你是什么精神?你是什么心理?”(《一个女文工团员的遭遇》)文革期间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浙江金华供毛泽东专列路过时休息的别墅、广州南湖别墅都被视为“献忠工程”,从国务院到各大军区一路绿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毛泽东研制“7501”餐具茶具瓷任务,由毛泽东日常生活的大总管汪东兴一言以决。总之,只要是说毛泽东需要,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可以实现。


(三)“特外之特”的保障方式


毛泽东日常生活的特别保障体制,可以完全调动全国主要的资源甚至是稀缺资源。但有关部门并不以此为限。有时他们更愿意突破即有保障框架,在特别保障制度之外进行操作,以满足毛本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需求。这一点,毛泽东在当时的中国是唯一一人,比如周恩来在国务院系统之外,林彪在军队系统之外调动资源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毛泽东可以。

在毛泽东日常生活特别保障体制之外调动资源,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由毛泽东本人或其生活大总管汪东兴布置任务。

如果说,中央机关为毛泽东在北京、北戴河盖别墅,各省在国宾馆里为毛泽东盖别墅尚属计划内的任务。湖南省委为毛泽东在家乡韶山盖房子,则是基于他本人的要求,经费支出也要由湖南财政内部自行消化。广州南湖别墅的修建,也由广州军区自己出钱。“7501瓷”的研制,汪东兴一句话,景德镇市委书记便要在人力、物力和资金上全力保障。

二是各地、各界人士的赠送。

作为毛泽东的家乡,湖南为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保障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听说毛泽东不喜欢象牙筷子,于是派专人专车到湘西大山里寻找黄羊木材料,为毛泽东送来寒油菌等。也有个人的赠送。如1964年,印尼华侨代表曾给毛泽东一次送来了31.5公斤高级燕窝,毛泽东交代工作人员将这些燕窝送到了人民大会堂去招待外宾。直到1975年,为了给毛泽东增加营养,吴连登拿回一些燕窝,“把这个燕窝配到流食里面,给他吃了一点,一直到最后,7两燕窝都没有完全吃完,最后还剩了一点。”(《“古”毛泽东吃饭备老三样习惯举筷子“擂鼓”》)

三是一些地方和部门为表示崇拜之情提供的保障。

1950年代,牡丹香烟厂赠送毛泽东香烟,每支烟上都印有一行红字“毛主席赐评”,毛泽东的秘书转赠警卫班一人一盒(《毛泽东和他的卫士们》,第663页)。

1970年代,第20军在浙江金华为毛泽东专列路过时休息,盖了别墅。

此类事甚多,尤其在文革期间,恕不再举。



简短的结论


对毛泽东1949年以后的日常生活,目前所见到的多数书籍或报刊文章都用两个字来评价:简朴。从前文所述情况来看,这一评价与事实真相严重背离。

他在日常生活的某些方面确实不太“讲究”(主要是讲究的标准与读者想象的不太一样,这个问题容另文专述)。比如说穿衣服,他不太在乎衣服上是不是打了补丁,只要舒服就行,有时一件衣服可以穿上几十年。但他同时起码缝制了35件套以上公务装、20多条睡衣、200多件内衣裤。这算是朴还是不朴?再比如说吃饭,他对官府菜中常用的食材如燕窝、鱼翅、鲍鱼等不喜欢,反倒是对家乡菜常吃的红烧肉、猪肚下水、野菜马齿苋情有独钟。红烧肉和猪肚下水当然不是韶山冲的穷人能常吃的菜。但在吃惯燕窝、鱼翅等海上大餐的仕宦子弟们的眼里,毛泽东的饮食习惯与乡下“土地主”差不多,也算是朴。但在住房方面,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与“朴素”搭不上边儿。他对住房高大宽敞,室内光线充足,有园林式的优雅环境和远离闹市喧嚣的审美要求,成为武汉东湖梅岭一号、江西庐山芦林一号、湖南韶山滴水洞、北京官园、北京密云水库石骆驼别墅、广州南湖别墅七号楼、松园和磨刀坑别墅以及各省国宾馆毛泽东专用住所的修建标准,每座建筑都透着一股宏大威严的气度,绝没有半点“土气”。

毛泽东喜爱朴素也好,奢华也罢,其每一微小动作,如眼神、脸色均被身边工作人员视为某种态度和需求,在无所不能的特别保障制度下被无限放大。比如醴陵双面梅花碗的研制,就是因为作为湖南人的毛泽东无意间想起家乡,说了句“湖南有个醴陵,也产瓷器”的缘故。今天被捧为稀世珍品的“7501瓷”也是由于1974年毛泽东到湖南休息,用醴陵瓷器时,微微皱了一下眉头,什么话也没有说。于是工作人员凭经验猜测,肯定是对瓷器不满意。汪东兴由此萌生了让景德镇研制一批高级餐具、茶具瓷器的想法。毛泽东喜欢落地大玻璃窗的房子,也是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跟随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观察出来的,随后普遍应用到各地为毛所盖的专用住所建筑上。

毛泽东是个率性之人。他吃自己喜欢吃的,穿自己喜欢穿的,住自己喜欢住的,有时也跟卫士、家人讲艰苦朴素的道理,同时并不拒绝符合自己喜爱和审美标准的享用。但是由餐饮保障体制、服装保障体制、住房保障体制、出行保障体制、医疗保健制度、娱乐保障体制、用品保障体制、服务保障体制等组成的庞大保障系统往往将他某些并不太过份的需求搞得十分复杂:

为毛泽东缝制衣服,裁缝不能量尺寸,只能靠目测;补衣服要“几乎看不出来”,甚至采用织补工艺让年头太久的面料结构再造,起死回生。他喜欢吃野菜马齿苋,为保证常年供应由特供基地人工种植;他喜欢吃菠菜,在南方巡视时遇上当地时令菜中没有这一味,便用飞机空运过来。各地为他修建专用住所,需要事先考察他喜欢的杭州刘庄、汪庄宾馆,揣摩他对住所建筑的各项要求;有的省甚至把为他盖好的住所图纸专门送到其他省,为当地国宾馆设计专用住所提供参考资料。陪他跳舞的舞伴要经过反复政审(为工作方便一度组建了中央警卫团文工队),与他跳舞前要用消毒水洗手,上级的指示甚至具体到了女舞伴开跳时要先迈左脚的程度;他晚年喜欢看家乡戏,于是文革初被横扫一空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悄然登台,专门为他一个人表演和录制节目;他在长沙时用电视专线播放,他回到北京后,在长沙录制好的节目于第二天专机空运抵京。他所用的餐具、茶具瓷器,专门布置任务由醴陵瓷厂和景德镇瓷器研究所耗费时间、资金和人力物力研制;他所用的黄羊木筷子由湖南有关部门派专车专人到湘西大山里去寻觅,……。

毛泽东在日常生活的某些方面确实“不讲究”,可以用“朴”字来形容;在某些方面又“很讲究”,难以用“朴”字来形容。但在庞大的特殊保障体制下,这些“朴”的事儿或不“朴”的事儿都遭遇到“不简单”的折腾。即使是餐桌上一盘子看似再普通不过的野菜马齿苋或菠菜,也有一份常人难以想象的复杂经历!(来自蠹书虫《毛泽东》)


Copyright © 郑州鱼批发价交流组@2017